? 純粹理念與利益爭逐交織的科學是如何煉成的?-深度-知識分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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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純粹理念與利益爭逐交織的科學是如何煉成的?

    2021/08/06
    導讀
    最近中美兩國競爭引來冷戰再起的說法,科學利益的取向,自是日益熾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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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撰文|江才健


    當下人們談起科學,總有一種規制嚴整的印象,其實體制化的科學,年代并不算長久,在近代科學三百多年的歷史當中,恐怕最多只一百多年。到了18世紀下半葉,如果看看公認為近代化學奠基者拉瓦錫當時的實驗室,其實無異一個廚房灶臺模樣。


    拉瓦錫也算不上是個全職科學家,他還得靠其他的營生來支應研究,在羅蘭夫人口中所說「自由!自由!多少人假汝之名而行惡」的法國大革命后暴亂時期,拉瓦錫被送上斷頭臺,不是因為他的科學研究,而是他的營生侵害到另一政團利益所致。


    一點不錯,其實科學發展的歷史從來沒有脫離利益的糾葛,科學被描繪成一種超凡出塵的面貌,其來有自。我們現在習焉如常的,以政府公共財政支持的體制化科學,可說始自上世紀二戰結束之后的美國,最近因為美國政府著力于科技競爭的投資,這段歷史又再受到了關注。


    Vannevar Bush(1890年3月11日- 1974年6月28日)


    二戰期間擔任美國科學研究發展局長的電機工程專家布什(Vannevar Bush),得到美國總統羅斯福授權,撰寫了一份報告《科學——無盡的疆界》,這份在戰后發表的著名報告,開啟了世界各國政府支持科學研究的先河,迄今逾七十年。報告中強調的是科學研究的純粹性,主張政府應該支持科學著重研究科學基本問題,不為滿足社會需求。


    雖然的提議后來得到社會與政治的支持,在美國成立了近代最早政府支持科學研究的「國家科學基金會」,但是過程也非水到渠成。因為當時另有一位石油巨擘后裔的參議員季哥羅 (H.M.Kilgore),認為科學研究應該以解決社會需要為主要目標,想法的最后勝出有許多道理,政治妥協的成功策略也是重要因素。


    其實科學家的希望得到政府更多支持,自有道理,他們也常宣稱,許多追求知識好奇的純粹研究,其實可以帶來實際的應用效果,但是這種說法聽在一般人耳中,卻難免有些奇怪。因此布什不用純粹之名,改說支持的是基礎研究,有了基礎在先,進一步地產生應用效果,就顯得順理成章,另外他也倡議研究資訊的公開交流,以得研究成果快速交流之利,這種看似美好的科學研究無私共享倡議,背后其實與二戰期間軍事研究講求機密,造成美國海空軍相互傾軋的經驗有關。


    二戰以后,各國大力支持科學,固有追求知識好奇心的純粹動機,但是各國以納稅所得支持科學,也不脫有利可圖的用心。前些時美國參院通過的「美國創新與競爭法案」,最早名稱的《無盡的疆界法案》看似出于布什報告的理想,但實際顯然更遵循著季哥羅的想法,著眼的是社會實際所需,法案列出諸如人工智能、生物科技、先進材料等十大關鍵科技,目的就是強化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競爭優勢與領導地位。


    推動這項法案的美國政界人士,特別提出的一個成功例子,就是冷戰期間美國成立的「國防先進研究計劃局」(DARPA)。這個研究計劃單位專門支持一些構想超前,也可能帶來重大實質利益的研究項目。最近他們最喜歡宣揚的,就是2013年DARPA用2500萬美元參與投資的一家生技制藥公司莫德納,現在已經是生產出上億新冠疫苗的成功企業,所謂帶來社會實際所需的利益著眼,不言可喻。


    多年來,對于大量投資科研計劃是否就能帶來更好成果,一直有著爭論。如果以物理科學的歷史來看,二戰之前近代物理最輝煌成就的量子力學,卻是出于一個沒有政府大力支持科學的時代,當時只有少數最頂尖的物理學家,能得到十分有限的支持經費,多還是來自于民間基金會。


    一位俄國物理學家寫了一本專書《量子世代》,其中一個故事很能真實反映當時的景況。在量子力學發展中有很重要貢獻的德國物理學家波恩(Max Born),一次寫信給他熟識的大物理學家愛因斯坦,希望愛因斯坦能運用他的影響力,幫助一位波恩認為很優秀的俄國物理學家,得到經費支持。


    愛因斯坦回信給波恩說,「如果我有一次閃失,推薦了一個二流的物理學家,我就會喪失所有的影響力,也就再也無法幫助任何人了。」「我很痛苦地意識到自己像是一個馬販子,夸贊我的牲口,說它們的牙口與腳力多么得好。」


    當然,那種資源稀缺、經費有限的景況,二戰后在舉世一致開始大力支持科學研究的政策,便一去不復返了。半個多世紀以來,支持經費增加水漲船高,投身研究的人數暴量巨增,產出的結果也成篇累牘,但距離愛因斯坦的標準,顯然是日益遙遠了。


    上世紀科學研究受到政府大力支持,造成的科學體制化,配合的歷史背景是冷戰國家軍經力量的需要,科學研究與國家安全相關帶來的利益糾葛,美國前總統艾森豪早有「軍工學研復合體」的警示。


    上世紀90年代,我認識的美國眾議院科學委員會主席布朗曾說,「今天面對的挑戰,不是增加研究經費,而是改善社會。」 「我們能不能創造教育和經濟機會?能不能提供學術討論空間?能不能在一個公平、人道的社會中,給予人們發揮潛力的自由?如果上述條件都能做到,科學研究才會大放光芒。」


    大歷史學家黃仁宇說得很好,「在比較開放的國家,科技的好處基本回饋到經濟,兩者的進步一旦變成強制性的地步,可能離人性越來越遠。」最近中美兩國競爭引來冷戰再起的說法,科學利益的取向,自是日益熾烈。


    科學與技術發展的著眼,從來都有追求即時效益的本質,近世受到滿足無所節制人性需求政經歷史大勢的推波,一個交織著純粹理念和利益爭逐的科學,就如此的煉成了。


    注:本文原載于《經典》2021年8月,作者系科學文化工作者,賽先生獲授權轉發。


    制版編輯 | Morgan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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