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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《九零后》:尋找西南聯大的年輕人

    2021/05/30
    導讀
    上下求索,無問西東



    編者按
    在水深火熱、家國劇變的上世紀三十時代,一代年輕人出類拔萃者,因緣際會,交匯在邊城昆明,他們上下求索,無問西東,師從20世紀中國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第一流的學者,身心皆經歷動心忍性的鍛造,因此淬火而升華,那種人類精神的結晶,最終化為一種純粹的人格,才有了穿透時光、動人心魄的美。


    撰文 | 李曉明

     

    ●              ●              


    5月29日首映的紀錄電影《九零后》,由16位平均年齡超過96歲的傳奇老人,聯袂 “出演”。

     

    楊振寧、許淵沖、王希季、鄭哲敏、潘際鑾、巫寧坤、馬識途…… 這樣的 “演員” 陣容,可謂空前絕后。

     

    他們共同的身份是西南聯合大學學生。這部 “高齡” 的電影,實際上是一部青春紀錄片,導演徐蓓的敘事,完全是從西南聯大學子的個體生命角度,去看西南聯大的歷史。

     

    5月7日,《九零后》在京舉行首映禮,我有幸先睹為快,為大銀幕上涌動的滾燙青春和強烈的生命意識所觸動,竟然久久不能釋懷。借著老先生們的回憶,電影仿佛帶著聯大年輕學生的體溫,折射出一個時代能夠達成的最高理想人格的絢爛光譜。

     

    那時候的西南聯大,是天底下最好的大學。那個時候的學生,個個心中有火,眼中有光,明亮的血里奔流著勇敢。我忍不住追問,是什么塑造了聯大人剛毅堅卓、熠熠生輝的人格?



    “亡國滅種” 之危 


    1935年,北平學生一二·九抗日救亡運動爆發。當時年輕人的心頭像一團火在燃燒,血管都要爆炸了。

     

    16歲的楊苡開始給巴金寫信。她回憶道,“巴金的《家》跟我們家很像。我想走,像《家》里邊覺慧那樣出走,他老是叫我忍耐,所以我就是也很生氣。你們可以出走,怎么我就得忍耐。”

     


    “我崇拜的人,除了我哥哥(楊憲益),當然就是大李先生,巴金的哥哥,那個是我的暗戀。” 100歲的楊苡性情率真,對著鏡頭,非常自然而然地說出來。一股新時代自由女性的清風,仿佛撲面而來,卻又帶著歲月沉淀的醇厚與哀傷。

     

    她深深懷念的大李先生,1945年病逝了。多年后她寫道:“好像曾有個人走進我的心里,點亮一盞燈,但沒多久,又把它吹熄,掉頭走開了!”

     

    她愛聽的歌,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,是1938年上映的美國電影《翠堤春曉》插曲。舒緩的音樂響起,恰如似水流年,往事如粼粼波光浮現。

     

    楊苡中學畢業后,被保送南開大學。但在照完畢業照的第二天,盧溝橋事變。侵華日本扔了炸彈,炸中了南開大學。南開大學沒有了。北平、天津相繼陷落。

     

    懷舊的吟唱中,日軍在瘋狂轟炸。山河破碎,故土淪喪。

     

    北大、清華、南開諸多師生,倉皇之間奪路出城,暫避長沙臨時大學。馮友蘭在國立西南聯大紀念碑文中將之與歷史上多次外族入侵、衣冠南渡相提并論:“晉人南渡,其例一也;宋人南渡;其例二也;明人南渡,其例三也……吾人為第四次之南渡。”

     

    彼時的悲痛與悵惘,是聯大學子的共同記憶。

     

    那一年,楊振寧15歲。他后來在紀念鄧稼先的文章中寫道:那是中華民族任人宰割的時代,是有亡國滅種的危險的時代。

     

    1937年11月,淞滬會戰堅持3個月后,日本人攻陷上海,沿著京滬線要往南京打。那一年,巫寧坤17歲。他就讀的揚州中學奉命解散,校長上臺宣布:教師學生各自回家。

     


    “大家都哭啊!” 巫寧坤回憶當年情境,抑制不住悲從中來,語不成聲,只有枯槁的雙手,顫巍地想合著節拍。“我們有個女同學,唱高音的女同學上臺去,唱當時最流行的歌曲,我的家,在東北松花江上……”

     

    鏡頭推開去,是南京城外蒼茫蕭瑟的深秋。此時,距離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還有一個月。

     

    戰火蔓延至江西九江。潘際鑾那一年10歲,看到滿街都是難民跟傷兵。他被迫離開家鄉,所乘火車又遭遇日軍飛機掃射,火車司機停下來,讓人們趕快下車,疏散到附近農田里,趴在地下。

     

    他回憶道,“抗日戰爭對我的影響太深刻了,都在死亡線上。”

     
    壯志不屈 


    《讓子彈飛》原著者、作家馬識途2019年接受拍攝時,已經105歲。當年考大學,他一心想救國,考入南京中央大學化工系,準備做炸彈來抗日。一年后,1937年12月13日,國民政府首都南京淪陷。馬識途和一批中大學生,準備到大茅山去打游擊。

     

    96歲的許淵沖,還記得小學畢業那時候趕上九·一八事變,寫作文,“我的志愿就是要抗日。” 中學畢業又逢七七事變、八·一三淞滬會戰、日本人占領南京。“這不得了的,大屠殺。” 許淵沖神色凜然。

     


    南京淪陷,侵華日軍進行了長達40多天的大屠殺,逾30萬同胞遇難,這在人類文明史上是極其黑暗的一頁。

     

    不久,日軍逼近武漢,長沙告急。臨時大學開學不過3個月,不得不再次撤退,這次的目的地是大后方昆明。有近300學生沒有走,此時選擇參軍或其他形式抗戰。

     

    整個大學分三路去昆明,有兩路都需繞道境外,經越南入滇,僅留一路體檢合格的350多位師生整編成湘黔滇步行團,取道國內撤退。有研究認為,這么做是出于經濟上的考慮;也有認為,這是為了中國大學的尊嚴,撤退雖然慘淡,但頗有威武不能屈的意味。帶隊團長黃師岳中將做動員講話時說,“此次搬家,步行意義甚為重大,為保存國粹,為保留文化。”

     


    “迢迢長路去聯合大學,去我所知最好的大學。” 歌聲響起,旋律是一戰時英軍廣泛傳唱的It's a Long Way to Tipperary,語言學家趙元任用英文填詞,把一首思親懷鄉的愛爾蘭民謠,唱得蕩氣回腸,豪情更勝出幾分。

     

    查良錚一路走一路念英文,有些學生沿途照相,有的收集民歌,學機械的觀察水車如何灌溉。有的看到貧困山區缺水少電,在三四年級時決定學習水利專業。這一路走去,歷時68天,跨越三省上千村莊,3500多里,也是一堂生動的國情教育課。

     


    考進西南聯大,王希季選擇了機械學系:“那個時候,就是想工業報國,很單純地,要打日本。” 老先生回首當年,口氣透著決絕。

     


    楊振寧和鄧稼先在聯大親如兄弟,聯大同學回憶,二人常在一塊念古詩,其中就有唐代李華《吊古戰場文》,寄托了凄惻悲憤之情。

     
    浩浩乎!平沙無垠,夐(xiòng)不見人。河水縈帶,群山糾紛。黯兮慘悴,風悲日曛。蓬斷草枯,凜若霜晨。鳥飛不下,獸鋌亡群。亭長告余曰:“此古戰場也!常覆三軍。往往鬼哭,天陰則聞!”
     


    每逢亂世,多難殷憂之際,人們往往從歷史中尋找經典文化資源和精神作為心理支撐。借用剛剛去世的聯大學生、歷史學家何兆武先生對人性的考察—— “它使我們有千載難逢的機會去體驗人性的深處,這是任何太平盛世所夢想不到、求之不得的機會。那在幾千年全部的中國歷史和歷史中所形成的的人性,就會以最濃縮的形式在最短的時間之內迸發出來。” ——衣冠南渡的歷史文化意象,家國瀕臨危亡的巨大心靈沖擊,摩蕩生發出聯大師生們實踐道德理想、堅守文化人格的深宏境界。

     

    這一點,從影響聯大師生至為深遠的校歌中或可窺見一斑。

     

    萬里長征,辭卻了五朝宮闕,暫駐足衡山湘水,又成離別。絕徼移栽楨干質,九州遍灑黎元血。盡笳吹,弦誦在山城,情彌切。

    千秋恥,終當雪。中興業,須人杰。便一成三戶,壯懷難折。多難殷憂新國運,動心忍性希前哲。待驅除仇寇,復神京,還燕碣。

     

    馮友蘭在國立西南聯大紀念碑文中對此有一句話的解讀:“聯合大學初定校歌,其辭始嘆南遷流離之苦辛,中頌師生不屈之壯志,終寄最后勝利之期望。”

     

    下闕的幾句話,換作白話講,即使戰斗到只剩幾里土地,幾戶人家,我們打敗日寇的雄心壯志仍不折服動搖。祖國災難無窮,憂患深重,我輩當振奮精神,堅定行事,學習前輩仁人志士,驅除仇寇,一定要更新國家的命運。

     

    穆旦有詩句:我們明亮的血里奔流著勇敢。考諸聯大的這批年輕人,這勇敢,并不僅僅是匹夫之勇,更有捐軀棄身的德性之勇。

     
    中興業,須人杰 


    許淵沖回憶,在聯大讀書的時間,有一半在跑警報。日軍不時空襲昆明,師生四散躲避,是謂跑警報。做過清華大學國文系主任的劉文典教授當時有一句跑警報的名言:我跑警報是為了保存國粹,你跑是為了什么呢?



    真可謂逃命路上的靈魂之問:你的生命有什么價值?

     

    聯大學子各有各的回答。有的投筆從戎,浴血沙場;有的讀書救國,賡續文脈。

     

    國立西南聯大紀念碑上刻有834位從軍的學生名單。

     

    有的戰死,如繆弘。父親繆斌投日加入汪偽政府,繆弘攜弟繆中逃離家庭,同時考入西南聯大,同時報名參軍,赴戰之心決絕。同學回憶,他有為國犧牲的決心。1945年7月底,在一次攻打機場的戰斗中,同行的美國兵怕死退下了,作為翻譯官的繆弘卻和士兵們一起沖鋒,不幸陣亡。11天后,日本投降。

     

    有的九死一生,如查良錚,他的筆名是穆旦。在聯大讀書時,查已有詩名。同學回憶他外表沉靜,時常笑瞇瞇,有一對淺淺酒窩,可是能感覺他內心深處燃燒著一簇烈火。1942年,他投筆從戎,參加中國遠征軍,隨杜聿明的軍隊前往緬甸戰場擔任翻譯,后被迫退入野人山,亡命熱帶雨林。

     

    王佐良在《一個中國詩人》中這樣寫穆旦:“那是一九四二年的緬甸撤退。他從事自殺性的殿后戰。日本人窮追。他的馬倒了地。傳令兵死了。不知多少天,他給死去的戰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趕著。在熱帶的豪雨里,他的腿腫了,疲倦得從來沒有想到人能夠這樣疲倦,放逐在時間——幾乎還有空間——之外,胡康河谷的森林的陰暗和死寂一天比一天沉重了,更不能支持了,帶著一種致命性的痢疾,讓螞蟥和大得可怕的蚊子咬著,而在這一切之上,是叫人發瘋的饑餓,他曾經一次斷糧達八日之久。但是這個24歲的年輕人在五個月的失蹤之后,結果是拖了他的身體到達印度……”

     

    還有的,一心問學,各擅其才。那個時代,正如聯大校歌里寫的,“中興業,須人杰”。

     

    楊振寧曾回顧,“當年在聯大學習,老師和我們這些學生,就是帶著一股勁講課和學習的,那就是,我們不想讓日本人把我們的文脈斷了!”

     

    吳大猷回憶聯大時期的李政道,感覺有些不可思議:他求知如此心切,簡直到了奇怪的程度。殊不知,學習之于李政道,有生命存在的意義。

     

    在入聯大之前,李政道迫于戰亂,小學中學都沒有畢業。1941年自最后淪陷的上海英法租界逃亡時,他年僅15歲,兵荒馬亂中只得隨難民流亡,一路貧病交加,身無分文,卻在贛南一座圖書館中,因自學一套大學物理教材而頓悟生命的價值。

     

    李政道讀到薩本棟所著《普通物理學》講牛頓力學時,非常新奇:原來這個復雜宇宙天地間居然可以有普適的定律!由此,他踏進了物理學的殿堂。

     

    “活著有什么意思,人為什么活?” 李政道在歷史紀錄片《到大后方去》中,面對鏡頭說,“在贛州那段孤獨無助的歲月,在敵機轟炸之下的逃難路上,環境再危險再艱苦,還是想辦法要鼓勵自己生存下去。怎么鼓勵自己呢?每一個個人都有生存的意義。都是生命,可我跟螞蟻不一樣,我可以了解這個宇宙是怎么演變的,世界萬物遵循什么規律,而螞蟻不能。”

     

    艱難困苦,玉汝于成。

     

    聯大學生最終孕育了8位未來的“兩彈一星”元勛、92位院士、兩位諾貝爾獎得主、5位國家最高科技獎獲得者,還有100多位名滿天下的人文大師。短短8年的存續時間,聯大誕生如此高密度的杰出人才,無疑具有深刻的教育史、精神史和文化史的認識價值。

     
    Pure:純粹人格之美 


    馬識途先生在攝制組拍攝完成后,專門給西南聯大博物館的一位女同學寫了幾句話,他說,“年輕是一筆財富,可是它也可能成為你的負擔,就要看你怎么生活”。

     

    聯大的學生們無不是認真生活的人。那時候的學生,可以徒步3500里,去上一所最好的大學;可以穿越一座城去聽聞一多的講授;可以激揚文字,倡言科學與民主,“違千夫之諾諾,作一士之諤諤”;可以淡然于1950年代經濟極大繁榮,消費橫行的美國式生活誘惑,劈波斬浪,回到百廢待興的新中國,各盡其力……他們,莫不懷著“做人杰”的夢和強烈的信念感,尋找中國未來的出路。

     


    愛因斯坦說過,要想找到生命的意義,就必須確立自己的終極目標并明確其相應的價值。知識本身固然是偉大的,然而奮斗的價值卻無法從它那里獲得證明。

     

    聯大學生鄧稼先的一生,無疑是這句話最恰當的注釋。

     

    《九零后》中,最打動我的莫過于一個詞:Pure。它在電影結尾處出現得恰到好處,鄧稼先志慮純正的形象,呼之欲出。

     

    同學講述:“稼先贊賞一個人,或一個行為的用語是pure(純粹)。誰的思想純潔,境界高尚,他就說這個人真pure。他的這個標準,既評價別人,也要求自己。以致同學們干脆就叫他pure。這個外號是對他的特點與本質再恰當不過的寫照,真好像是一個透明的人。”

     

    鄧稼先1945年從聯大畢業,1948年赴美國普渡大學讀理論物理,1950年獲得博士學位后立即乘船回國,毫無遲疑。1958年,他接到研究原子彈制造的命令,此后28年幾乎過著隱身的生活,具體的工作內容連家人也無從得知。

     

    1964年,1967年,中國先后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、第一顆氫彈,舉國沸騰,舉世震驚。

     

    作為中國核武器事業的奠基人和開拓者,鄧稼先真實的巨大貢獻,在很長時間里并不為人知。1971年,第一次回國訪問的楊振寧,見到了闊別22年的鄧稼先,一個不敢多問,一個不能多說。

     

    直到楊振寧即將離開上海返美前夕,在宴會上,收到鄧稼先經請示周恩來總理后、托人專程從北京送來的一封信,才獲悉,中國原子武器工程中,除了最早于1959年底以前曾得到蘇聯的極少 “援助” 以外,沒有任何外國人參加。

     

    楊振寧經受了極大的感情震蕩,當場熱淚盈眶,作為宴會主賓,不得不起身離座去洗手間整容。

     

    1993年,楊振寧寫就《鄧稼先》一文,浸潤著近一百年的民族情結、五十年的朋友深情。他說,鄧稼先的一生是有方向、有意識地前進的。沒有彷徨,沒有矛盾。鄧稼先是中國幾千年傳統文化所孕育出來的有最高奉獻精神的兒子。

     

    如此人格,要說是人性審美中的最高的形態,當不為過吧。

     

    愛因斯坦認為,人格的形成,要依靠勞動和行動,而絕非對于道德的高談闊論。

     

    他曾這樣評價他的摯友居里夫人:“對一個影響人類歷史進程的巨人來說,其道德品質對于時代和歷史進程的價值,比單純的智力成就重要得多。即便就智力成就而言,其對人格魅力所依賴的程度,也遠比一般人所認識的要高得多。”

     

    他曾在悼念物理學家郎之萬時寫道:“有的人在去世之后,人們會永遠記住他,就像記住一件藝術品一樣。一想到他,人們就會聯想到他的生命結晶出了怎樣的 ‘藝術品’。”

     

    這樣的話,完全可以用在聯大的年輕人身上。

     

    朱光亞——
    “他對自己的成就和貢獻,從來只字不提。光亞極不平凡的成就,深入而無聲,實至為珍貴”。


     

    潘際鑾——
    “我活著的時候,總在追求做比較重要的大事。越是難的題目,我越想做”。
     

    馬識途——
    “把痛苦變成希望,把希望變成事實,這正是我們這一代人的道路。”
     

    王希季——
    “我就是想做一個人杰,能夠為抗戰出力,能夠為建設出力,能夠為中國民族的偉大復興,能夠為富國強軍出力。”

     

    楊振寧——
    “我最大的貢獻是幫助中國人克服了覺得自己不如人的心理”。

     

    ……

     

    在水深火熱、家國劇變的上世紀三十時代,一代年輕人出類拔萃者,因緣際會,交匯在邊城昆明,他們上下求索,無問西東,師從20世紀中國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第一流的學者,身心皆經歷動心忍性的鍛造,因此淬火而升華,那種人類精神的結晶,最終化為一種純粹的人格,才有了穿透時光、動人心魄的美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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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 參考資料(可上下滑動瀏覽)

    張曼菱,《西南聯大行思錄》
    岳南,《南渡北歸》
    許鹿希等,《鄧稼先傳》
    楊振寧,《鄧稼先》
    趙天池,《李政道評傳》
    楊建鄴,《楊振寧傳》
    愛因斯坦著,林博譯,《愛因斯坦自述》
    張宇偉,《聯大長征路:以天地做教室,以人民做老師!》,http://www.tsinghua.org.cn/info/1023/33691.htm
    宋春丹,《百歲楊苡:“已故少女”回憶錄》,中國新聞周刊微信公號,2021年1月27日。
    李夏恩,《何兆武:生和死是先天注定,我們的尊嚴來自于不死的思想》,新京報書評周刊微信公號,2021年5月29日。
    謝泳,《西南聯大知識分子群的形成與衰落》,出自謝泳著作《逝去的年代》。

     制版編輯 盧卡斯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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